首先，古诗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古以来的思想发祥，中国人欣赏什么，厌恶什么，都可以从古诗中看到渊源。比如《诗经》中描写美人所展示的审美倾向，比如《离骚》中对谄媚小人的厌恶。比如看到落花枯叶，会伤春悲秋。这些都是深植于中国人学业的一种本能倾向。所以现代作家中还是有很多人还是以一种传统的纯粹文人的姿态在写作，比如汪曾祺，比如林清玄。
在从写作的方法上来说。诗歌善用意象，讲求虚实结合，在写作艺术上言有尽而意无穷，会采用一些留白的手法。并且诗歌着重抒情，现代一些散文诗歌在抒情手法上有所借鉴。诗歌多用比拟，通感等修辞手法，现代依然传习。诗歌讲究对仗，现代文中会采用总题之下，几条线索并立的手法。诗歌讲究起承转合，这是议论文的写法指导。诗歌的充分想象力的运用，也为后世的写作打开了门路。
另外，从文学的发展来看，诗歌是最初的文学形式。最初的诗歌就分为诗经这样的写实派，和离骚这样的浪漫派，之后写实派还有乐府的辉煌，杜甫的经典，浪漫派还有李白的潇洒，苏轼的豪迈。到了近现代还有这主要两个派别的争论，是为人生而写作，还是为艺术而写作。
这是我个人观点，你斟酌。 答案补充 多少次南来北归
熟睹了木棉飒飒
至今首次发现
公路边 铁道旁
绿水畔 青山下
株株木棉清秀婀娜
姿仙气华
它们肌肤细腻
袅袅娉娉
高高的树冠
时时含羞垂下
或许独得南国的温润
或许雪霜侵犯不了它
伫立山坳
结游岭崖
处处雍容华贵
一样风致潇洒
流连南国木棉的优雅
没忘欣赏群山起伏
岚雾缭绕
葱郁挺拔的松林
一路延绵 漫山遍岭
它们皮质皲裂
躯体遒劲
在为谁抵御太多的风雨？
我蓦然懂得南国木棉的清秀
我开始明白南国松树的豁达
木棉自如展示它的婀娜
青松默默承担雨摧风打
这些雨水都浇不灭焰火
这些雨水都无法运走的激情
一亩足可以放牧惊叹与梦想
一万亩突然邂逅
撞开了人间的天堂
连时光都走不动了
这些燃烧的寂寞和灵魂
被清晨漫卷而来的山岚
紧紧包裹紧紧拥抚
并不是每一朵花
都能从朦胧中芳菲进记忆
把杜鹃当作火焰的人
沐在风里享受无拘无束的爱意
我看见一只蝴蝶
在一片叶子的背面睡着了
是一袭花蕾的丝绸睡在身边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显类。世界上不论哪一种民族文学，诗歌总是最早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丰富的想像，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文学源远流长，历史上涌现过大量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数量浩瀚的瑰丽篇章，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学，无疑以诗歌最具代表性，研究诗歌的发展，可以基本上把握到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诗歌作品大抵可以分为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表现形式指具体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结构和表现手段，主要包括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思想内容通常指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现象，主要包括题材、主题、人物、感情等要素。我们的思维定势往往是重内容，轻形式。在此，经过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研究，笔者认为，从成功的具体诗歌作品来说，表现形式和内容应是完美结合的，缺一不可，但对诗歌本身的发展来说，诗歌表现形式的发展促进了诗歌创作的进步。中国文学是注重表现形式的文学，诗歌的生命正于它的形式美。美国理论家马克·肖勒认为：“现代批评向我们表明，只谈内容本身决不是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身时，我们才是批评家。内容（或经验）与完成的内容（或艺术）之间的差距便是技巧。”（《技巧的探讨》）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诗歌就特别注重形式美。相传作于黄帝时代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
《周易》引用的上古民歌民谣，如《屯·六二》：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贲·六四》：
汉诗，字面上的意思是汉语的诗歌。但这个概念主要是在汉语世界之外使用。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因为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自然也深受汉语诗歌的影响。随着佛教禅宗在这些国家的流传，汉诗成了禅宗文学的最重要的形式。 在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文人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仿照汉语的诗的形式来创作日本诗歌。日本汉诗和日本本土的和歌、俳句最明显的区别是汉诗一首有四句（绝句）或八句（律诗），每句通常五言或七言，而和歌、俳句则有五、七、五或五、七、五、七、七等多种长短句，更像汉语的词。
75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怀风藻》出版。之后在平安时代达到全盛期，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传汉诗集持续出现，风行之盛被人称作“国风黑暗期”。其后鎌仓时代、室町时代日本的汉诗得到持续的发展，譬如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中收录了一休的很多汉诗。江户时代汉诗的发展达到高峰。明治维新时期的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几乎人人都会作或好或坏的汉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汉诗的影响开始衰落，迅速衰落则为昭和时期。不过今日初中程度以上的古文教育仍然包含汉诗、汉文的背诵、解释、以及创作等。为中国之外汉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高丽朝时期，汉诗在高丽逐渐普及。高丽诗人如崔冲（985年－1068年）、李奎报（1169年－1241年，号白云居士）、郑道传（?－1398年）等都有大量汉诗流传下来。除此之外，高丽文人还把古老的朝鲜语民歌用汉字纪录下来，形成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后人称之为“别曲体”，又称为“景几体歌”，大体上采用了334的格式。譬如著名的朝鲜民谣《阿里郎》，或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古风片头曲《呼唤》。
高丽朝中期开始，具有朝鲜语特点的时调得以发展，并在李氏朝鲜时期达到顶峰。时调是朝鲜的俚语民歌，但由于是汉诗诗人整理记录，而且汉诗诗人创作了很多时调，时调在发展中自然地融入了汉诗的因素。诗人申钦（1566年－1628年）在《放翁诗馀序》中说：中国的歌极具风雅，可载籍流传，而我国所谓的歌却只能用于宾筵娱乐，不能丰我载籍。 越南作为中国的一个郡县（交趾）时汉字即作为官方文字。中国五代十国时越南从南汉的治下独立，但官方文告和科举考试仍通用汉文，一般著作也以汉文撰写。是以作为汉文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汉诗在越南也得到发展。陈朝末年，著名的汉诗作家有陈艺宗、胡季牦等人。后黎朝时，尤其是黎圣宗（名灏、思诚）时，汉诗达巅峰状态。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
（二）相似之处
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
（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
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
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
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
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
（三）不同之处
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四）相异的分析
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
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
舟月对驿近寺
（唐）杜甫
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
（五）后论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交流中还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结束本文，这也寄托笔者对世界文学的展望——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
《诗经》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
志的
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被
后人概括为
“
风雅
”
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屈原《离骚》
、汉乐府诗、建安诗人
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
“
风雅
”
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如陈子昂、杜
甫、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都是
“
风雅
”
精神的体现。
三、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
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
大的意义。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比兴的运用，形
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四、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
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
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总
之，
《诗经》牢笼千
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屈原的作品
“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
，楚辞
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
《诗经》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
志的
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
生态度，被
后人概括为
“
风雅
”
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屈原《离骚》
、汉乐府诗、建安诗人
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
“
风雅
”
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如陈子昂、杜
甫、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都是
“
风雅
”
精神的体现。
三、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
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
大的意义。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比兴的运用，形
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四、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
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
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总
之，
《诗经》牢笼千
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屈原的作品
“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
，楚辞
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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