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
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
汉明帝时期，佛教东渡首次来到中国，在洛阳营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影响中国的大事。
扩展资料
汉朝的学术著作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
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
辞赋有：如江淹《恨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等；
史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政论文：贾谊的《过秦论》
乐府诗歌就很多了：《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等。
汉代文人诗的文学史意义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及其史料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先秦两汉时期，崇尚侠风，养士与游侠活动盛行。除正史文献外，民间歌谣时谚与史相依,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侠活动的生动内容。这些谣谚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保存、补充或拓展了正史的相关内容记载，与正史相得益彰，提供了当时任侠风尚和游侠生活的真实画面。同时，也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现实素材、文学形象和审美指向，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咏侠题材类型诗歌的直接源头,哺育启迪了古代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先秦两汉 咏侠谣谚 咏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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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任侠风尚和咏侠诗的创作发展看，中国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因为中国咏侠诗中侠的文学形象及其人格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典型形象及其自然形成过程，而是社会大众、史家、文人的文化共建。
纵观这一过程，侠义传统的影响与历代任侠风气的新变、现实政治、边塞战争与侠义传统的互动、文人任侠与建功立业的时代追求、创作主客体的相互融合以及侠自身的复杂人格等等，都为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积极的现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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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众的英雄拯救心理和文人理想的正义依据。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所关涉的层面非常丰富。从历史积淀看，先秦时期的养士之风与侠义实践，两汉时的《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等正史记载，奠定了侠义传统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个时代；从社会关系看，时代任侠风气所关涉的对象既有统治阶层之崇侠尚义者，又有士之仗义者及民间广泛的大众侠义践行者。从创作主体看，先秦两汉的辞赋和民间歌谣有广泛的歌咏对象与侠义内容。这些史传记载与民间歌谣时谚，不但保存了先秦两汉时期丰富多彩的游侠生活史，而且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咏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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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开拓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开启了源头活水，提供了人格精神，确立了基本的审美规范。这说明游侠活动与任侠风尚不但引起了史家的重视，亦成为当时文人与民间社会关注的审美对象。从创作客体看，先秦两汉的咏侠歌谣，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任侠风尚和大众的侠义崇拜、英雄理想，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广泛的创作动力。这一切，都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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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随着史学观念的变化和领域拓展，传统史学已不能满足对“社会下层”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开始重视对“另类历史”的研究利用。葛剑雄指出：“所谓‘另类历史’，是指某些作品本身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或史料，但其中包含着某种历史信息，间接地反映了历史的内容。”
葛剑雄，周筱贇《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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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的咏侠歌谣时谚就是这种“另类历史”。这些谣谚作为社会文化的表征，根植于现实生活土壤，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可成为正史的佐证和研究这一时期游侠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而在历史研究中，文史往往可以互证。钱钟书先生说：“诗者，文之一体，而其用则不胜数。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然诗体而具记事作用，谓古诗即史，史之本质即是诗，亦何不可。”如能对先秦两汉的咏侠谣谚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在反映当时的任侠风气和游侠生活方面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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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足以补充拓展游侠史料的现实生动性和生活的丰富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的广泛搜集整理和整体审视，进一步挖掘古代咏侠诗创作的现实基础和文学渊源，勾勒出我国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一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及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
从古代游侠发展史看，先秦两汉是侠现实存在的重要历史时期，尚武任侠作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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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其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间相沿发展，涉及的社会层面、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时的任侠风气及游侠群像，是伴随着社会大变迁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作为历史实录阶段的侠，个性鲜明，有自我的价值追求。而先秦两汉崇尚古朴的原始遗风和以复仇相尚的社会风习，进一步点燃了游侠者的血性和野性，使其表现出绝异之姿，甚至因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影响而受打击。此时游侠虽是大众追慕的对象，但还未引文人的审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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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任侠养士之风炽盛，游侠阶层也随之不断壮大，反映游侠生活的歌谣时谚开始繁荣。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滥觞期，作为咏侠主题雏型的作品，一是表现简单直白、形式多为歌谣与时谚；二是文体特征尚未成熟，多与史传、辞赋等其他文学形式相混。如陈山认为，“咏侠诗潮滥觞于东汉大赋。”如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在描写都市生活中展现了侠者风采，虽然有关游侠的描写只是其中的点缀而已。这些流传于都市乡曲的歌谣时谚，多是未经乐府采集而不曾入乐的徒歌和谣谚，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先秦两汉游侠风貌和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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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真实状况，不仅有着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而且作为咏侠诗的滥觞，在传唱中为咏侠诗的产生积累着必要的文学素材和审美要素，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的直接源头。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38页。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第1版，第136页。
如刘飞滨认为汉代游侠歌谣是“后世游侠诗的基本母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游侠诗的发展。”（刘飞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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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唐都学刊》2004年第3期。）刘怀荣认为“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滥觞于汉
魏乐府。”（刘怀荣《中国史学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蔡佑启认为战国时期
荆轲的《易水歌》“当属游侠诗鼻祖。”（蔡佑启《易水萧萧风气，引来壮歌绵绵——古代游侠诗的滥
觞暨流域初探》，《语文学刊》1999年的1期。）
就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来看，一是数量较少。笔者依据《史记》、《列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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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谣言》、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先秦咏侠歌谣时谚包括《弹铗歌》、《河激歌》、《徐人歌》、《荆轲歌》、《渔父歌》、《鲁孝义保颂》、《鲁义姑姊颂》、《齐义继母颂》、《魏节乳母颂》、《梁节姑姊颂》、《合阳友娣颂》、《京师节女颂》、《伍子胥歌》等共计13首。汉代有关咏侠的歌谣时谚流传下来的笔者依据《史记》、《汉书》、《古谣言》、《乐府诗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包括《颍川儿歌》、《长安为尹赏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闾里为楼护歌》、《刘圣公宾客醉歌》、《曹邱生引楚人谚》、《关东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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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号》、《太史公引鄙语论游侠》、《太史公又引谚语论游侠》、《诸儒为朱云语》、《长安为谷永楼护号》、《时人为戴遵语》、《临淮吏人为朱晖歌》、《并州歌》、《顺阳吏民为刘陶歌》、《时人为杨阿若号》、《蜀中为费贻歌》、《益都民为王忳谣》共计18首。二是这些歌谣所咏人与事都与侠义有关。他们以自己的侠义行为，为游侠精神灌注了极其生动的人格魅力。
就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反映的内容看，先秦咏侠谣谚，反映着作为实录阶段游侠的自由流动、野性张扬和道义价值观念，以及他们更看重的超越实利的个人荣誉和气节。而汉代咏侠谣谚反映游侠行为直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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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具体内容而言，约有如下数端：
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借躯报仇的牺牲精神。如《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歌表现的是荆轲为燕太子刺杀秦王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曰：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
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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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惨烈。
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冀知重诺。如《徐人歌》。其云：“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带丘墓。”这首歌谣，刘向《新序》卷七列为《节士篇》，亦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写的是延陵季子与徐君重诺感知己侠义事。《新序》卷七云：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
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已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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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
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
《乐府诗集》卷五十八“琴曲歌辞二”，题作《渡易水》，作者题燕荆轲。并云：“一曰《荆轲歌》。
《史记》曰：‘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送之至于易水之上，轲使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
之声。又前而为此歌，复为羽声慷慨，于是就车而去。’《乐府广题》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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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琴中曲。’按《琴
操》商调有《易水曲》，荆轲所作，亦曰《渡易水》是也。”（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849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4页。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4页。
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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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
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
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有的表现着民间侠义之士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如《渔父歌》、《伍子胥歌》等。《渔父歌》云：
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
不渡为，事浸急兮将奈何？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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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父歌》描写的是渔父渡伍子胥逃难及为绝其信息而投江自沉事，赞扬的是民间侠义之士的扶危济困、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据《吴越春秋》卷三载，伍子胥逃楚，与楚太子建奔郑。晋顷公欲因太子谋郑，郑知之，杀太子建。伍员奔吴，追者在后。
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
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
寝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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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浸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
其意也，乃渡之千浔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
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
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
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
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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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
剑，中有七星，价直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
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
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结构与特征
1． 赋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它借鉴楚辞，、战过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有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发，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它的文体来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张衡的《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2． 楚辞体作品
楚辞体作品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都是在摹仿《离搔》、《九章》。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楚辞重在咏物抒情。发展中慢慢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被称为骚体赋。
3． 两汉叙事散文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汉书》继承了它的体例，并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还出现了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的新文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
4． 诗歌
四言诗在汉代继续沿用,但不在居于主导地位，汉代出现了五言诗。五言诗在西汉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五言诗抒情诗的典范是《古诗十九首》。西汉已出现大量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两汉文学主要形式、风格、特征
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是散文、赋、楚辞体、乐府诗。
其中散文风格多样，有历史散文、政论散文。其特征为别为前者开辟了新的文体样式，以人物为中心来记叙历史。而政论散文则主要继承先秦散文的模式，但是却有所发展，散文结构更加严谨质实。
赋的风格是大赋、小赋、骚体赋相辅相成。特征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一种新体制。
乐府诗风格承载先秦诗歌样式，但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如有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楚辞体作品仅仅是模拟屈原的作品，在风格和特征上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渐渐衰落。
两汉故事赋或讲述鸟兽故事，或敷演历史传说，或再现生活场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世俗民众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其生成及传播方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赋作包孕着戏曲、小说等多种文学要素，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人物形象的鲜明，语言的个性化与通俗化，都形成了汉代文学中特异的存在，从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的发展演进有过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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